)处于民众与政府双重打击下的法律的悲哀地位可以想见。
(38)从实质意义上说，司法权威本身也是政治权威的组成部分，主张司法权威本身也是在落实党依法执政的过程，最终确立的是政治权威。在建立共和国的政府组织问题上，针对西方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提出建立民主集中制。
(22) 1982年《宪法》和1983年新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对国家权力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其中涉及人大与法院关系的部分，改变了人大与法院之间关系的松散状态，进入了人大对法院的监督时代。其三，司法公信力的确立。⑧不仅如此，美国学者还从宪法解释权威的视角界定司法权威，认为根据权力分立原则，最高法院可能会被看作是宪法之主要的制度解释者，因此法院判决的解释权威或至上性可能被视为宪法赋予联邦法院司法权威的一个方面。司法功能异化严重威胁着司法权威，其根源在于权力结构、社会结构、司法无用文化、政党与司法关系。(35)马怀德：《信访不信法的现象值得高度警惕》，载《学习时报》2010年1月25日第5版。
这赋予了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审判工作的监督权。(31)这是董必武同志在政法系统干部大会上讲话中提出的，参见《目前政法工作的重点和政法部门工作人员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载《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页。贝克集中关注了界定风险的四种社会关系：第一，谁将决定产品的危害性或风险的危害？该负责任的是风险的制造者，风险的受益者，还是公共机构？第二，涉及何种关于起因、范围、参与者等的知识或非知识的因素？证据必须向谁提交？第三，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必然要处理相互竞争的知识和可能性，什么才能算作充分的证据？第四，如果存在危险和损害，谁决定对受害者的赔偿？谁决定未来控制和规制的适当形式？[16]谁有权决定这四种社会关系，谁就有权主导风险的界定。
但专家统治的谬误在于：还没有被认识的或者不能被认识的东西就不是有毒性的。科学一方面确定可接受的水平，进而允许某种程度的毒害作用，而另一方面却不付出任何智力上的努力去探究在协同作用中毒素的累积有着什么样的影响。（p.201）连续性成了非连续性的原因，（p.9）换言之，理性和进步驱动下的现代化制造了现代化的风险。（p.80）如此的工具理性应用于统治中，势必要产生新的风险。
受1972年石油危机影响，德国开始建设核电站，核电站建设成为激烈的政治议题，反核运动和诉求保护环境的生态文化也在渐次开展。然而，计算和控制风险的思维模式与风险的不确定性本身就是相悖的。
（p.286） 四、学习观与风险社会中的法律 防止并消除危险是工业社会中法律的基本功能之一，危险的古典控制模式要求原因、结果、因果关系的确定性。什么被看作需要和风险，成为在核电站和火力发电站、能源保护措施和替代性资源等不同选项之间进行抉择的核心问题。起初，国家和企业界只是将风险视作科技发展的副作用，忽视、回避工业社会不可认知的风险，依然依据权力关系和重要性的标准，对生产和财富进行分配。贝克说，哪里的现代化风险被承认，哪里的风险就发展出难以置信的政治动力。
政治必须保护并拓展社会和民主权利已经实现的层次，使其免受侵犯，甚至是来自政治阶层自身的侵犯。各种社会力量在这里展开政治角逐。传统上，科学一直扮演着破除迷信的角色，然而，科学实践的胜利又产生了新的迷信和禁忌。首先，在观念上，重视产业的发展而忽视人类的安全。
较立法权和司法权而言，行政权具备适合作出判断（风险评估）的法定程序和组织。这个概念的诞生意味着人们意识到，未能预见的后果可能恰恰是我们自己的行动和决定造成的。
风险社会中，国家基于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则延伸至风险预防的领域，但也并不介入残留风险的范围。（p.281）这种局面可以被打破，但关键在于对于副作用的责任本身。
（p.282）伴随着危险的增长，风险社会产生了完全新型的对民主的挑战。那时，风险被理解为冒险，并与保险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在风险社会，社会变成了一个实验室，没有人对实验的结果负责，一切均被作为现代化成果的副作用或者进步的代价来看待。[21] 参见〔日〕下山憲治：《不確実性の条件下における行政決定の法的制御に関する一考察——ドイツにおけるリスク制御の理論分析を中心にして》，载于《行政社会論集》第17卷第3号，第7、25页。风险恰恰是从工具理性秩序的胜利中产生的。在这种法律关系中，根据风险的最新变化，行政机关可事后修正、变更先前的风险决定、给该决定课予事后的负担。
在德国，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法律，即实验法（Experimentalrecht）。[?] 〔德〕乌尔里希·贝克、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路国林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
（p.282） 再次是技术民主。虽然劳动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越来越强，但如果缺乏系统论和整体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无法回应现代化风险的广泛关联性和系统特性。
该书应系根据该书的英译本（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translated by Mark Ritter, London: Sage, 1992）转译而成。[15]再次，在政治上，走向了专家治国乃至专家统治。
科学宣称自己的中立性，为决策的公正科学提供基础。然而，面对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学习却是极为重要的因应之道，它为理解风险、预防风险、为可替代的未来提供了可能性，这对于法律、尤其是风险法制或安全法制亦有诸多的要求和启迪。立法机关授权行政机关制定规则，将法律具体化，赋予其设定基准的余地，但同时增加行政机关的调查和说明义务。（p.198）在反思性科学化中，专家与民众之间应当实现沟通，而不再是单向的对立和启发，风险沟通方式也在扩展。
贝克以散文式的笔调描绘了风险社会的样态（第一章、第二章），分析了风险给社会构造（第三章、第五章）、家庭（第四章）、劳动（第六章）等所带来的影响，从科学（第七章）与政治（第八章）的角度探讨了这种风险增大的缘由以及风险社会的应因之道。对于第一批冒险家和商人而言，危险莫过于船的沉没。
科学的发展史同时也是科学的证伪史，科研自由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学习的前提是信息的共享和传播。
（p.194）正如卡尔·波普尔指出的那样，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分标准在于可证伪性，经验的科学的系统必须有可能被经验反驳。技术（或生态）民主是一种负责任的现代性乌托邦，是一种社会观，在关键决策作出前，社会必须对技术发展和经济变化的后果进行辩论。
所谓亚政治，它是一种政治与非政治的中间状态，它不像政治那样具有一套正规而系统的程序，重视议会、民意和权力，也不像非政治那样完全脱离政治的影响，理性、中立而纯粹。面对风险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法律要保障学习和实验，保障社会拥有替代可能性未来的转换装置。正文中的引文有时会根据英译本对中译本作出调整或修正，不再一一说明。[?] 参见〔德〕施密特·阿斯曼：《行政法总论作为秩序理念——行政法体系建构的基础与任务》，林明锵、陈英钤、孙迺翊等译，元照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79页。
在他们工作的中心地带，他们继续在依赖社会性的、被规定了的期待和价值。[?]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如果固执于传统的确定性和预见可能性，国家权力就会裹足不前，就会导致风险规制的不完整。要求行政机关和经营者、消费者等各种主体之间进行风险沟通，在可及的范围内减低风险。
参见〔日〕丸山正次：《リスク社会における不安と信頼——U?ベック、A?ギデンズの視点を中心にして》，载于《法学論集（山梨学院大学）》，第47卷（2001年3月），第73页。20世纪下半叶的科学发展不仅在其外在关系上，而且在其内在关系上经历着它的持续性的断裂。
